从古代重教尚学的传统到近代教育救国的理想，从新中国教育建国的实践路径再到改革开放以来教育兴国 的战略选择，都是对不同时期中国教育使命的高度概括和凝练表达，蕴含着教育强国建设的深厚历史底蕴。 

教学为先 ：形成了重教尚学的优良传统。早在奴隶社会时期，统治者就已经意识到教育对促进国家稳定与发展的重要作用，提出要通过培养与选拔人才来推进社会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带动了私学兴盛和学术下移，教育思想的繁荣推动着社会进步。汉朝施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儒学正统地位得以确立，教育在巩固封建王朝的作用得以强化。隋唐时期，将实行崇儒兴学的政策作为推行教化的根本。宋朝的三次兴学有效地提高了官学办学质量。元朝大力推行促进民族文化教育融合的文教措施。明朝强化“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政策，建立了较完备的官学体系，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清朝确立了“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的文教政策，凸显文教事业在国家中的重要性。总之，古代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虽有起伏，但统治者都重视教育在巩固政权中的积极作用，重教尚学的优良传统被中华民族世代所传承。 

教育救国 ：促进了近代中国的觉醒。鸦片战争爆发后，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一些具有先进思想的中国人发出了教育救国的时代最强音。洋务运动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开办新式学堂、培养专门人才， 从技术层面探索教育救国思路。以梁启超、康有为等为代表的维新派强调“教育强民，进而强国”，将提高民众素质作为救国的关键环节。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则注重培养资产阶级新国民以挽救民族危亡。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民主和科学精神指引下，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等有识之士积极倡导教育救国，期望通过教育重塑国民性。得益于一批又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的不懈努力，近代中国开始觉醒并不断走向进步。 

教育建国 ：巩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新中国确立了向中国工农敞开教育大门的方针，受教育权利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紧握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三大改造”的顺利完成，“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教育方针随之确立，标志着我国已从新民主主义教育转向社会主义教育。中国教育事业历经由旧到新、由小到大的变革发展，实现了从文盲大国向教育大国的伟大转变。教育助力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成就，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教育兴国：推动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我国迎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经济快速增长，不断激发着国家教育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从“三个面向”到“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得以稳固。从“科教兴国”战略到“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基础性、战略性地位进一步得以巩固。 

从“教学为先”到“教育救国”，从“教育建国”到“教育兴国”，探索教育与国家之间的内生关系始终是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谋发展的重要主题。新时代教育强国建设，既表现为教育的“强”，更表现为以教育“自身强” 推动“国家强”，从国家的战略高度再次强调了重视和发展教育的重要性。在全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教育必须聚焦国家战略需求，超越教育的本体视域，立足于构建新发展格局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定位， 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远景目标。 

文 | 郑 刚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